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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以兴业。儒家文化中“修身”与“治国”的贯通性使勤俭从个人品德扩展为政治伦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节俭既是个人修身之法，也是国家治理之道。《尚书》记载，舜赞美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伊尹告诫太甲“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提出勤俭关乎国本的思想。孔子将“节用而爱人”视为治理千乘之国的措施。俭能兴业亦可远祸。孔子云：“以约失之者，鲜矣。”节俭可以避免过失与祸患。反之，如果穷奢极欲，则必然招致灾祸，不仅带来资源缺乏甚至枯竭的风险，也会诱使民众作奸犯科，最终导致国家灭亡。正如《群书治要·晋书上》所说：“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节俭能够成事，奢侈必致败亡，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丰富的反对浪费思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贫困与浪费共生的畸形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勉强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这种挥霍既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引起人的异化。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过度消费进行批判：“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指出“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倡导政府要精简机构，厉行节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勤俭节约进行了诸多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勤俭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自成立之日起，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节俭朴素、谦虚谨慎，困难时不低头，丰裕时不奢靡，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1940年5月，爱国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此前，重庆见闻令他极度失望：“国家前途深可忧虑。”然而在延安，用自己种的白菜、豆角来招待客人。陈嘉庚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提出“两个务必”，成为我们党执政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生活和工作上仍旧带头保持勤俭作风。朱德对俭奢关系有着深刻认识。1960年10月，他写下《勤俭格言》一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朱德希望全国人民要坚持贯彻我们党制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精神，同时也提醒自己要长期坚持这种传统美德。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厉行勤俭节约不仅能够积累物质财富，而且可以有效涵养道德精神，推动构建良好社会风尚。当前，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节约理念在越来越多领域得到践行，文明风尚浸润人心、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让全体人民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