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游体育- 九游体育官方网站- 娱乐APP下载助力世界杯《旅游学刊》 谭华云等：流动性视角下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 ——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2026-05-28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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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绅士化和绅士化乡村是对乡村多元复杂流动与社会空间重构的典型刻画及承载。文章基于流动性理论，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案例，从主客双重主体视角，阐释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形成逻辑、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是指在已然或正在发生绅士化的乡村地域中，承载本地村民和外来绅士日常生活的场所空间，是本地村民的世代家园，永远的根与眷恋的故里，是外来绅士的舒适场所，流动的家与栖居的地方。在主客群体城乡双栖、异质消费、各得其乐、各有所图的行为逻辑，以及共栖-混融-协商的生活策略影响下，乡村呈现出居住空间扩张化与商品化、消费空间符号化与线上化、休闲空间多元化与去地方化、社交空间圈层化与交融性等特征。乡村舒适性资源环境转化所衍生的双重租金差，形成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基底；本地村民采取城乡双栖的生计策略，弹性让渡乡村生活空间的部分权属；外来绅士通过旅居消费与生活实践，逐渐主导乡村消费场景与生活范式；主客社群经由策略性融合与利益协商，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与聚落意象。文章从流动性理论和主客社群双重主体视角，拓展乡村绅士化的理论研究，可为绅士化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流动性治理提供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
“在流动中居住，在居住中流动”，流动正在改变世界生活秩序和塑造新的时空关系[1]。流动性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2]，推动乡土中国转向迁徙中国、城乡中国[3-4]。流动性表征乡村，也重构乡村。中国乡村人口流动类型多元、流向复杂，乡村正从地域性空间转向流动性空间、城乡互动空间。在城镇化的上半程，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和城乡有别的户籍及其关联的教育、医疗等制度安排，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差距，引致大规模乡-城流动，加剧了农村“三留守”、空心化和乡村衰退等问题[5-6]。与此同时，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保障和乡土力量维系下，乡-城流动人口在城乡之间长期“漂泊”“漩涡式流动”，形成城乡“双栖（三栖）”“半工半耕”模式[7-8]，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保留了人口基础与文化根脉。进入城镇化下半程，受美好生活样态变革、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战略实施的综合影响，乡村人口流动格局既延续着乡-城流动惯性，也呈现出双向、多元趋势，正在重塑乡村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图景。一方面，中西部返乡潮赋予乡村发展活力，“城归”“新乡贤”通过创业，助推乡村振兴[9-10]；另一方面，“闲暇处才是生活”[11]，退休人群、旅游旅居者、舒适及生活方式移民、艺术家与文创群体[12-16]等“新村民”在乡村营造新生活范式，形成绅士化的乡村社区与生活空间[17-19]。
乡村绅士化和绅士化乡村是对乡村多元复杂流动与社会空间重构的典型刻画及承载[20]。中国乡村一贯重视日常生活，聚落景观、田园人居、耕读生活、亲邻互助等是乡村吸引力的重要表征[21]。乡村绅士化的发生之地，往往是舒适物丰富、具有吸引力的、能承载美好生活的乡村区域[22]。中国乡村绅士化广泛存在着外来与本地、城市与乡村、流动与地方之间的新型关系，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内蕴了主客交织的流动性实践与混融的生活图景。然而，中国乡村绅士化研究中的日常生活和生活空间专题或是聚焦“新村民”“绅士化人群”流动性实践及其生活社区研究[17,19]，或是侧重绅士化影响下的东道主生活空间变迁研究[18,23]，缺乏对城乡双向流动和双栖模式、主客双重主体视角的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的整合性分析。此外，中国乡村绅士化的地方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发展叙事与积极语境，也在引导一种外来资本与精英主导的乡村发展理念，遮蔽了乡村内生力量、村民流动性与生活语境等重要议题。学术关注需要从乡村绅士化现象适度转向绅士化乡村地域系统，将乡村绅士化现象与实践置于其发生与演变的地方空间与日常生活之中，从主客互动和流动性视角，关注绅士化乡村的主客生活、空间实践、利益协商及社区发展等议题[20]。
基于对流动中国与流变乡村、乡村绅士化与绅士化乡村的现象思辨，本文从主客社群双重主体视角，以流动性理论为指导，构建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为案例地，研究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重点探讨以下问题：主客群体日常生活特征及其内在逻辑为何、主客社群通过日常互动重构出怎样的乡村生活空间、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的形成机制为何，旨在拓展乡村绅士化研究，并为绅士化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流动性治理提供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
流动性即要素的时空交换。传统流动性研究区分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社会流动着眼于主体发展，研究社会阶层与身份地位的变化过程、规律及后果[2,11]。地理流动则聚焦空间区位，分析人、物、资本与信息的流动方式、空间规律、动力机制及影响效应[2,11]。“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24]。Bauman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理论与Urry倡导的“新流动性范式”①（new mobilities paradigm）是分析流动性、社会变迁和空间重构的两大理论框架。Bauman以哲学批判见长，揭示现代社会已从固态的现代性（solid modernity）转变为流动的/液态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24]。而Urry、Cresswell、Sheller等主张对流动现象进行跨学科反思，超越社会流动与地理流动的二元视角，将其上升为一种由社会主体、地理空间与文化意义共同建构的研究范式，即新流动性范式[25-27]。Urry主张从物质性、社会关系与情感体验3个维度理解空间的生成，并将空间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研究其流动体系，深入探索流动与锚定、流动性与地方性之间的辩证关系[28]。流动性地理学采取跨学科视角，通过剖析不同流动主体及其流动实践与微观空间的互动关系，来透视宏大的社会转型[26]。新流动性范式主要应用于人的远途游牧、旅行、旅居与迁移等流动情境，关涉移民、空间、权力（利）、日常生活、具身体验与地方感等研究议题[28-29]。
乡村始终处于流变之中，但乡村研究长期存在一种思维定势，即将乡村视为一个被动承受或抵御城市化压力的容器[30]。然而，流动性正不断消解乡村的地域边界与本土叙事，多元行动者通过跨地方联系与混合交互过程，持续塑造着流变的乡村景观[31]。乡村流动性已突破城乡二元框架，乡村正以主体姿态与城市进行双向互动和相互塑造[30]。流动性研究并非旨在以流动崇拜取代稳定执念，而是寻求辩证统一的认知平衡，体现在3个方面：资源获取不均衡与流动性鸿沟、地方性特质的持存性，以及流动与稳定的组合性持存[30]。舒适移民、生活方式移民现象遍布全球多个尺度和地域[32]，其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实践双重（多重）美好生活空间，寻求“流动”和“停泊”之间的平衡[33]。舒适移民、生活方式移民的崛起及其生产生活实践与商业网络拓展[34]，推动传统乡村向后生产主义或多功能乡村转型[32]。中国乡村流动深植于特殊的制度情境与文化土壤之中。农民工群体形成了以季节性务工、家庭代际协作与城乡双栖（三栖）生活为特征的循环流动模式，其生活状态“撑开在城乡之间”[7]。而“新村民”则采取季节性旅居、购置小产权房[19]或参与乡创乡建[35]等灵活性流动策略，其生活状态与社会网络同样跨越城乡。
乡村绅士化深具制度语境和时空异质性[43]，中国乡村绅士化研究已从概念引介转向本土化理论建构[43]，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语境对绅士化群体的刻板印象[44-45]，拓展了乡村绅士化研究的发展叙事[19-21]。研究通过对城乡发展差异、国家制度安排[44-46]、地方政府主导、村社宗族力量以及乡绅治村传统[19]等结构性因素的审视，勾勒出中国乡村绅士化图景。在现象上，表现为主客协商共存特征[47]与“一地多类、共生发展”的演化过程与行动者制衡[48]；在机制上，主要受资本流动、国家战略及权力-资本-社区三元互动影响[49-50]；其在效应上，得益于农村土地制度保障和经济利益激励，本地村民主动参与其中，并未引致直接的阶层置换[46]和不可调和的居住空间冲突[19]。中国乡村绅士化本土化理论的系统建构，仍需扎根地方实践，深入考察国家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干预、乡土社会传统与治理结构，以及城乡双向复杂流动等情境。首先，中国乡村绅士化往往与旅游发展[12]、乡村振兴[12]、城乡融合[21]等政策实践紧密结合，政府行动、资本下乡与村社力量相互交织，充满了利益行动与地方协商。不宜过度强调资本逻辑，也不应简单套用源于西方经验的租金差、阶层置换与失所效应的理论框架。其次，中国绅士化乡村是一个主客双向复杂流动与生活交织的场域，既有外来绅士的季节性、循环性城乡流动，也有本地村民的周期性、循环性乡-城流动，亟须开展跨越城乡的主客流动性实践与乡村生活空间研究。
日常生活是行动主体具有高度熟悉性、重复性和基础性的实践活动，一般包括居住、消费、文娱、公共活动与社会交往等活动[51]。生活空间是日常生活的经验空间，是容纳各种日常活动的场所总和[52]。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发展的缩影[53]，是承载乡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场所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休闲、社交、消费以及公共服务活动的多层次地域空间综合体[54]。现代流动社会不断冲击并重塑着传统乡村生活图景[8]，乡村生活空间主体混杂、功能多元[55]。流动的乡村生活空间逐渐引起学术关注，既聚焦新村民的休闲游憩、社会交往、情感体验、健康福祉及其引发社会空间效应[12-19]，也关注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建构的城乡网络和跨城乡空间[7-8]。然而，对本地村民与新村民的双重流动性与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共同塑造的乡村生活空间，仍缺乏整合性的分析。
绅士化赋予乡村日常生活和生活空间流变性，日常生活和生活空间则展演和承载乡村绅士化的新时空特征。基于对乡村绅士化和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内涵，本文将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定义为：在已然或正在发生绅士化的乡村地域中，承载本地村民和外来绅士日常生活的场所空间，是主客群体共同参与的居住、消费、休闲与社交等日常活动所构成的地域空间综合体。这一复合概念包括3个内涵。1）绅士化乡村，指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或休闲设施，吸引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城市人群迁入，进行季节性旅游和长居生活消费或投资生产经营（或二者兼具），从而引致人口阶层跃升与物质景观更新的乡村[15,19]，是发生重构或实现转型的一类乡村。2）主客双重生活主体，其生活实践相互交织。本地村民出于生计发展需要，大都选择乡-城流动与双栖（三栖）生活。外来绅士通常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资本，在乡村季节性旅居（1～6个月/年）与长居（6个月以上/年）生活。3）生活空间是承载主客居住、消费、休闲、社交等日常活动的场所，呈现以居住空间为核心，以消费空间、休闲空间与社交空间为外围的地域空间结构。
绅士化乡村具有双重流动性，既是“外来绅士”逃离城市的乌托邦，也是优势资源外流的边缘地。Bauman与Urry的流动性理论为乡村流动性和绅士化乡村研究提供了互补视角，前者揭示宏观社会形态的变迁逻辑，后者提供具体流动实践的分析工具。流动性视角的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需要对复杂流动中的主客生活策略和正在重构的乡村生活空间展开整合分析。本文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沿着“乡村原生生活空间-主客日常生活-绅士化的乡村生活空间”的内容主线，分析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的形成逻辑、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探索其间的物质性、社会关系和情感意义，从而实现对流动情境下主客日常生活与流变中的乡村生活空间的综合研究（图1）。
巴马瑶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河池市，喀斯特地貌，是国家级政策叠加区（全域旅游示范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县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作为世界长寿之乡和中国长寿之乡，巴马形成了“候鸟人”①旅游带动大众旅游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巴马模式”。盘阳河流域②是巴马长寿养生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也是候鸟人聚集地（80%）[15,17]。在政策机遇（乡村振兴与深圳巴马大健康合作特别试验区等）与市场力量（投资开发商和经营者）共同作用下，巴马聚力大健康产业发展，已发展成典型的旅居目的地[15,17]。综合地方政府统计、权威媒体新闻和候鸟人社团信息，沿河6个行政村的本地户籍人口增速稳定，由1994年的1.27万增至2023年的1.46万，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占比30%～40%[19]。1994年、2005年和2019年，巴马候鸟人分别约为0.3万人次、4.5万人次和12万人次[54]；其中，长居生活型（6个月以上/年）约占候鸟人总人次的1/5[55]。新冠疫情期间（2020—2022年）候鸟人规模骤降；疫情后，候鸟人规模反弹，略超2019年水平[19]。
巴马候鸟人（即本文所指的外来绅士）现象得到了权威媒体和学术研究的持续关注，涵盖了候鸟人养生实践与空间污名[56-57]、季节性移民社区与生活空间[17,19]、乡村绅士化[15,48,55]与绅士化乡村社区[19]等议题。历经30余年的候鸟人持续迁入与在地生活，长寿乡村悄然转化为主客共享的健康美好生活空间[17,19,48]。候鸟人社区经历了萌芽、快速参与和转型发展3个阶段[17]；乡村绅士化演化经历了形成和发展阶段，呈现出阶段演替、类型共生的演化特征[48]。由此可见，巴马盘阳河流域凭借其特殊的健康地理环境、较为成熟的旅居条件与生活氛围，是我国乡村绅士化历程较长（可追溯至1994年）[15,17]、绅士化发育特征明显（人口结构、住宅条件、经济生产、景观设施与人文治理的“候鸟人化”与混杂性）[15,48,55]、绅士化类型多元（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48]的区域，具备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的案例典型性。
本研究对巴马盘阳河流域开展了历时性的田野调查，整个调研工作根据其重点与目标大致分为进入现场、综合调查与补充调查3个阶段。2016—2017年，为进入现场阶段，侧重观察候鸟人和巴马人的日常生活。2018—2022年，为综合调查阶段。先后于2018年1月和10月、2019年1月和7月、2020年7月以及2022年1月开展半结构式访谈与观察。访谈对象包括候鸟人（M）30人、村民与屯社理事（V）10人、商户摊贩与投资开发商（B）10人以及基层政府工作人员（G）10人①。访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候鸟人流动、日常生活与空间实践、社会融入与地方认同，村民生计、家庭生活、邻里关系与宗族文化，主客关系、大健康产业发展与村屯治理等。于2023年12月，开展补充调研，通过现场调研与线谈，动态跟踪信息，核实存疑问题。
在生活空间的结构功能体系中，居住空间构成日常生活的基础场域；消费空间维系物质交换，并传递消费符号；休闲空间承载具身愉悦和情感志趣；社交空间关乎主体发展与社会支持。4类空间共构地方意象，反映人地关系及其嬗变。乡村绅士化本身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解析绅士化乡村生活空间的形成逻辑与主要特征，需要把握乡村性与城市性、流动性与稳定性、地方性与绅士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原生的乡村生活空间、主客日常生活实践及其行为逻辑，以及绅士化的乡村生活空间功能形态、社会关系与情感意义展开综合分析。
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呈现出城乡双向流动和主客双栖生活的典型特征。在村民改善居住、发展生计的诉求与外来绅士康养旅居需求的双重刺激下，沿河乡村居住空间规模化扩张，形成嵌入、混融与隔离并存的多元格局（图2）。
图2 绅士化乡村居住空间（街区养生公寓、田园家庭旅馆、田园乡村别墅和高端康养小区）
